热衷“修房子”的瑞典

　　孔志国

　　最初参与瑞典政府“可持续城市”项目探讨的几天，瑞典的官员们，无论来自能源署、环保部还是斯德哥尔摩市，只要涉及到城市建设，均用大量时间介绍瑞典老旧街区与住宅区的改造问题。例如：资源循环利用、老街区的垃圾分类管理、老房子怎样做到节能高效等等。

　　这让我很纳闷，因为建立在“维修”基础上的对老房子、老街区风貌的改建，相对推倒重来的“革命性”重建，是一件更费时更费力的事情——等于对一个人进行了一次五脏六腑甚至骨骼都更换了，唯有容颜未改的手术。

　　但是，当到了瑞典第三大城市马尔默，看到老房子四周时常停着一两辆维修房子的工程车时，我想自己猜到了答案：一座可持续的城市，首先应该是一座有记忆的城市。

　　城市的记忆来自哪里？

　　当然是文化。一条河、一座山，由不同地域、不同气候而致的风云变幻的差异，无疑是文化的载体。但是，更重要的载体显然是城市的历史底蕴。而城市的历史底蕴，在时间上是因历史性人物、文化族群和历史性事件而串联在一起的，在空间上则是因各时期建筑风格的变化而得以展现的。所以，提到一座城市，一般而言，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这座城市的名人、风俗、典故和历史文化古迹。

　　也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才说北京是北京，东京是东京，伦敦是伦敦，莫斯科是莫斯科，纽约是纽约。

　　不过，在以大工业为基础的现代化的冲击下，人物的城市符号性意义正在大打折扣：基于交通业、通信业发达而加速的人口流动，使得很多城市的外地人口超过本地人口，方言在标准语言面前节节后退，风俗渐渐被束之高阁，同时很多人也不一定再和一座城市“长相厮守”。那些最有可能成为历史人物的大人物们则早已习惯了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的“快生活”。

　　在一座城和另一座城的人语言趋同、行事趋同的情况下，现代化城市的差别已更多仰赖于事件和建筑风格演变形成的城市“记忆链”。或许正因为此，大力倡扬“可持续城市”发展理念的瑞典，才会对修房子、“修城”那么重视。

　　在我们国家，整体而言，这一点仍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在城市化“大跃进”浪潮中，大部分城市仍然习惯于“毁城造城”：气势汹汹的推土机一出动，一个老的街区消失了……一次次“旧城改造”运动中，轰然倒下的固然有矮小黑暗的棚户，可是同样不乏反映了初建时代的建筑智慧、记载了所经历的时代变迁的“老房子”。这应该是“火柴盒”垒成的积木式建筑风行中国的原因所在。